审判权一体性是基本原则，而审判组织地方性只是具体制度，二者之间的冲突应当也只能通过限缩后者得到解决。
我国少数民族的分布向来有大杂居、小聚居、交错杂居的特点，可分为聚居民少数民族和散杂居少数民族两类。法律虽然是少数民族受教育权保护制度的主体，但这并不妨碍保护手段多元化的发展趋势，除了法律手段之外，政策规定、利益诱导等多种方式也都在少数民族受教育权的保护过程中发挥了富有成效的作用。
就新法律制度对少数民族受教育权的补充与完善而言，又可分为民族类立法和教育类立法两个方面。第二，从内容上看，现行的散杂居少数民族的受教育权保护制度基本脱胎于国务院的《城市民族工作条例》，这只是一部笼统地对全国各城市的民族工作予以规定的行政法规，且不说效力等级偏低，更重要的在于它并不是一部专门规定散杂居少数民族受教育权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在内地开办西藏班(校)、新疆班。从两种手段所具有的不同特点和侧重来看，这本是一种较为科学的模式。我国《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教育法》赋予了少数民族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
[23]2008年12月中下旬，最高人民法院废除了一部分司法解释，其中对被誉为中国宪法司法化第一案的齐玉苓案所做的司法解释赫然在列，学界普遍认为这或许意味着中国的宪法司法化之路一去不返。从制定时间上来看，除了《义务教育法》由于特定历史时期的需要而提早出台外，其他的部类教育法均在《教育法》颁布之后陆续出台。四是国家有义务为个人享有国际人权文件所享有的各种自由和权利提供直接的保障。
如著名的《魏玛宪法》第10条即规定：联邦对于宗教团体之权利及义务，学校制度，包括高等学校制度及学术图书馆制度等得以立法手续规定其章则。在缔约国现行法律不符合公约的规定时，缔约国有修订国内法律使之与《公约》相符的义务。受教育权是公民生存权和发展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接受教育是人得以全面自由发展的重要前提。世界民族国家在批准加入国际人权公约后，应该承担什么样的义务或职责呢？联合国防止歧视与保护少数人小组委员会前主席埃德先生的观点可以说很具有代表性。
[20]在国际人权法上，国家不仅要承担保证受教育者依法接受现存的各类受教育权利的义务，还应承担按照其接受的国际人权法的要求建立适应个人全面发展所需的完善教育体系和教育制度的义务。[7]秦前红、叶海波：《论立法在人权保障中的地位——基于法律保留的视角》，载《法学评论》2006年第2期。
后来兴起的肯定说摒弃了否定说，认为社会权的规定是宪法对立法者的宪法委托，其性质是一种具有强制性的法律义务，公民甚至可据此请求法院进行救济。申诉是指受教育者在其受教育权受到侵害时，依照《教育法》和其他法律规定，向有关行政机关申请请求处理的制度。【关键字】受教育权 立法保护 行政保护 司法保护 一、引言 教育对于人、社会和国家不可或缺，教育的基本作用即在于保证受教育主体享有他们为充分发展自己的才能和尽可能牢牢掌握自己的命运而需要的思想、判断、感情和想象方面的自由。[11]国家教育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大致上可以分为抽象教育行政行为与具体教育行政行为两类。
因此，我们要努力探索以改进这种状况。事实上，我国许多学校制定的规章制度对于宪法和法律的违反即便是一目了然，相应的人大及其常委会也没有进行过违宪和违法性审查，这就使得教育法律规范没有统一性和权威性。此时，针对这些违法、不当行政行为和行政不作为的司法救济恰好体现出司法权的基本权利保护义务。师资的构成和资格的认定。
由此可见，受教育权属于人权谱系应该没有疑义。三是国家有义务为个人享有国际人权所规定的自由和权利提供各种机会。
当然，如前文所述，立法机关对于立法事项享有自由裁量权，立法机关在有责任制定促进社会权利实现的法律的同时，也构成了自身的立法裁量权。[3]由于教育文化人权不但具有自由权之性质，通常也必须透过国家积极的作为才得以实现，因此多属于社会权之范畴。
根据侵犯受教育权产生的责任的不同，可以把受教育权的司法救济分为民事诉讼救济、行政诉讼救济和刑事诉讼救济三种。规定受教育权为基本权利的国家主要是那些倡导平等价值的社会法治国家及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和诸多国际人权规范，如联合国大会于1966年通过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3条第2款的规定。《教育法》第四十二条、《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适用于对受教育权的民事诉讼的救济。第一，行政立法措施，也就是抽象教育行政行为，是指教育行政机关为实施法律而制定和发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为规则。当然，在此过程中尤其需要注意力度，在受理案件的条件上应该严格限制，以防操之过急。【摘要】受教育权作为一种具体化的基本权利，对于公民来说意义重大。
在延伸层面，国家的国际法意义上的保护义务与国内层面的保护一同构成受教育权保护的双重体系。第一，民事诉讼救济：当公民的受教育权遭到行政机关和公立学校以外的其他平等主体的侵犯时，可以通过民事诉讼予以救济保障。
与绝大部分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相对应的义务都属于此类，如根据《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16条第1款的规定，缔约国有义务采取一切适当措施，消除在有关婚姻和家庭关系的一切事务上对妇女的歧视，这也即是为国家设立了保障和促进的积极义务。审核不同级别的教育法律法规的统一性、协调性，避免立法的重复和上下位法的冲突与抵触。
因此，并不是所有国家都承认这一基本权利，也不是所有国家的宪法都规定这一权利。受教育权的国家保护体系也就相应地呈现为国内法与国际法的双重保护。
[15] 在穷尽前述法律救济的前提下，倘若受到侵犯的基本权利依然不能有效的获得救济，则直接适用宪法中的基本权利条款当在情理之中。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第26条也对受教育权予以了明确的规定。[19]参见孙世彦：《论国际人权法下国家的义务》，载《法学评论》2001年第2期。22.5%的宪法规定了参加文化生活，享受文化成果的权利。
另外，保证立法机关制定的教育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效力高于同一级别的行政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效力。第二，行政诉讼救济：从《教育法》中寻找受教育权的法律依据，并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提起行政诉讼，逐渐成为共识，实践中也已出现相应的案例。
而行政不作为则主要是违犯了基本权利要求国家积极提供保护义务的功能。违法、不当行政行为主要是行政管理活动违犯了基本权利的防御权功能，。
具体来说，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把发展教育事业作为一项重要的任务和工作，有步骤地发展了学前教育、小学教育、中学教育和高等教育等教育层次序列，逐步确立了教育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完善程序，使其具有可操作性。
[5] 考察建国以来我国所颁布的四部宪法可以得知，尽管对于有关教育条款的具体规定不同，但都有公民具有受教育的权利这样的规定。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的受教育权，必须扩展行政诉讼的范围，将受教育权等权利也包括在可以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之列。[13]如刘某诉区教委侵犯受教育权案、张佳诉城北区教委案、市高教办不作为案，案情分别参阅王延卫：《教委不作为侵犯儿童受教育权是否可以提起行政诉讼》，载《行政法学研究》1998年第3期。国家还通过采取设立奖学金、贷学金和勤工助学基金等措施，来进一步帮助经济困难的高校学生完成学业。
[16]众所周知，对于基本权利的保障大致可分为绝对保障和相对保障两种模式，我国基本上可以归结为后者。对于行政机关制定的教育规范性文件而言，通过法律监督保证上级机关制定的文件效力高于下级制定的文件效力。
我国现行宪法第46条第1款将受教育规定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公约》是否能够实施好，最终取决于各国政府为履行其国际法律义务所采取的措施。
只有在全国人大的立法形成公民的具体权利后，才能为公民基本权利得到较为全面的保障提供一个前提条件。确保在不受国家或第三方干涉的前提下自由选择教育机构，但此类机构必须符合最低限度教育标准。
评论留言